2010年某网站举办“大腕聊春晚”活动，春晚常客笑星潘长江一语道出，“现在的导演不敢大胆讽刺”。他坦言，“现在所有晚会的导演都有一个共同的说法：绝对不能因为这台晚会影响了前途，搞什么样的讽刺小品？你想想，你讽刺谁谁愿意啊？”
说春晚小品没有讽刺，显然也不公平。可是也就在赵本山早期，还有《牛大叔提干》《三鞭子》等讽刺乡村干部(也仅止于乡村干部)的作品，之后的“卖拐”系列、《昨天今天明天》的“白云”“黑土”系列、《送水工》等，都是拿农民的土气、江湖骗子(大忽悠)的狡狯、病人的搞笑……等开涮。甚至有人说，“赵本山小品中的包袱和笑料，无不来自于对弱势人群的嘲讽和挖苦，他把自己创造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”。
关于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，官员的腐败、房价物价高涨、社会机制的不合理等等在收视率最高的春晚中无一敢被提及。在有票能进现场的观众里，说不定就坐着编剧导演们不敢讽刺的对象。
“春晚整体氛围是喜庆的，人们怀着期望准备乐。‘年三十晚上死头驴，不好也得说好。’讽刺谁，都不合适，要避免得罪各个阶层”。崔凯说破了春晚小品为什么难写，又难乐的根本。
